此次，民政部官网公布的10家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有7家以“中国”打头，另外3家分别以“中非”“中华”“国际”打头。

社会组织的名称有严格的法律规范。2016年8月1日，民政部在其官网公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全文，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其中提出，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国际”“世界”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冠以以上字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邓国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牟利，他们之所以把名字起得特别大，也是为了借助“中国”、“国际”的旗号虚张声势、提高迷惑性，给他人或单位颁发所谓的奖杯、荣誉称号、证书时，便于收取更高的费用。“一些个人或单位有了一个国字号的、甚至是国际的荣誉后，可以满足虚荣心，或拿着这个旗号对外宣传，普通人难以辨别真假。比如，有些企业花钱获得此类荣誉后，消费者就乐意购买其产品，一些不与这类组织合作的企业反而被冷落。这也间接扰乱了市场的良性竞争秩序。”

这类“国字号组织”之所以大量出现，也与这类组织利用境内外法律差异有关。有舆论称，“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主要是在登记条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注册的社团，然后到内地活动。比如，依据香港的法律法规，在香港注册成立协会或社团组织，起名自由，政府允许公司名称含有国际、全球、亚洲、中国等；社团结尾可以有协会、商会、学会、学院、中心、研究所、研究院等等。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注册的，只需要在香港注册一家新的有限公司，并在香港有限公司的名下注册协会即可。

邓国胜称，长时间以来，中国内地对境外社团在境内开展活动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当时很多内地人在香港注册这类机构时，动不动就以“中国”“中华”“世界”“全球”等打头。“如果说这类组织比例达到99％有些夸张失实，但是比例确实很高。”

他称，几年前，这类机构在境外是合法的，但在境内却无法可依，处于监管真空，一般只有其开展违法活动被举报后才可能查处。2017年1月1日，我国实施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后，弥补了这个法律漏洞，境外组织要想在境内开展活动，就必须设立代表机构或在境内备案。此后这类“境外注册、境内活动”的机构就相对少多了。现在曝光的“国字号”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基本来自内地。

山寨组织“偏爱”文艺圈

民政部本次公布的10家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中，有“中国美学研究会”“中国爱国文艺家协会”等5家文化艺术领域的机构。

2021年2月4日，北京市民政局对19家非法社会组织予以集中取缔。其中名字中直接含有“文化”或“艺术”字样的占了17家（另两家为共和国传世名家终身成就奖评委会、中国健康发展委员会）。

相关通报称，经查，19家非法社会组织伪造印发国家级社会组织红头文件并加盖伪造印章，以举办全国性评选活动为名，授予个人文化艺术方面的荣誉称号和奖项并颁发荣誉证书和价值数千元的奖杯和奖品，再由获奖者支付部分费用进行诈骗敛财。如授予“中国文学艺术界红船精神奖”“共和国十大传世名家奖”“国家殿堂级文艺大师”“世界和平文化传播大使”“中国国学艺术传承奖”“国家抗疫宣传大使”和“建党伟业文艺贡献人物”等荣誉称号。一些非法社会组织自称办公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八里庄一带，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文件中所留地址均为邮政信报箱或虚假地址，现场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办公人员，所留电话也都无人接听。

2019年3月2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一起案例：同年1月22日，在北京市五环外的一个院子里，民政部执法人员对一个涉嫌非法活动的组织——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院进行取缔。

取缔前，执法人员曾到该艺术院暗访取证。在播出的暗访视频上，该院负责人张乐群说：“我们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我们是个副部级单位。我是新闻出版署调来的，我们现在在中央工作的人都是部长级，他们叫我张部长。”

张乐群告诉执法人员，该院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主要业务是推广国学，目前还在全国招募代理机构。他称，如果要在全国设立分院，县级、市级、省级的代理费分别为10万元、20万元和30万元。缴纳30万元，自己就能有授牌权，可以向下一级的机构授牌并收费。还可以再通过各地开办国学班创收，培训班的师资则由他们来培训，普通人只需要三天，就可以取得国学教授的资格。

对于这类社会组织中，多涉及艺术、文艺等领域的原因，邓国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艺术作品的质量高低，没有统一的标准，外行人更是难以评价。通常情况下，艺术圈子的人获得响亮的名头或荣誉后，就能带动其作品价值和个人知名度。很多非法社会组织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造出这些山寨艺术类社会组织。“艺术圈中有的人被其蒙蔽，但也有人明知其可能不合法，也乐意花钱买这类荣誉。这种现象也并非艺术圈独有，学术圈中也有人花钱获得‘世界’‘国际’打头的涉嫌非法的社会组织颁发的所谓院士等荣誉称号。”

除了热衷于打“艺术”“文艺”牌，山寨组织的触角还涉及多个领域，可谓“紧跟时代步伐”。2020年6月15日，北京市民政局宣传教育处在其官网发文称，在业务上，非法社会组织善于“蹭热点”、打“擦边球”，利用“一带一路”“军民融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大数据”“疫情防控”等群众关心的热词，涉及培训、养老、健康等热门领域。

利用豪华馆所装点门面也是惯用套路。2016年4月，时任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振国在央视《新闻1+1》中称：这些社团开展活动的时候，往往是选择比较大的场所，有的甚至在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钓鱼台这样的地方来开展这样的活动。往往能邀请一些国内的名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它的可信度。

专家呼吁“轻登记、重监管”

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对非法社会组织打击力度持续不断。中新网报道，2018年2月7日，民政部曝光了首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并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连续发布6批“黑名单”，300多个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上榜。

早在2000年4月6日，民政部制定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就开始施行。为什么至今仍有这类组织的存在空间，甚至有的被取缔后，原班人马换了“马甲”后再次复活？

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举例称，2020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接群众举报，反映曾被曝光为山寨社会组织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会”，变换名称，以“全国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联盟”继续活动。该“联盟”建立网站开展宣传，曾在武汉、长沙、威海、厦门等多个省市组织开展活动。经查，“联盟”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同年4月16日被北京市民政局依法予以取缔并向社会公告。

邓国胜认为，社会组织之所以打击难，与其市场需求大、调查取证难、法律法规还不太完善等多个因素有关。

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在中国政府网公布，明确规定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

邓国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合法规范的社会组织，很多都依托某个政府部门发起成立，有政府部门背书，拥有一定的行政资源和公信力。脱钩等相关规定出台后，很多协会商会的官办背景仍然被一些个人或单位看重。在这种市场需求下，也催生了一些山寨类社会组织。

北京市民政局介绍称，非法社会组织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很大不同，不少非法社会组织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有不少非法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活动，线下固定活动地点很隐蔽，导致民政部门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等难题。

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分别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三部行政法规，规定了基本的登记注册程序和行为规范。邓国胜表示，现在应该尽快修订完善这三个条例，或尽快出台“三合一”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让相关部门执法时有法可依。

邓国胜表示，在依法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也非常重要。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发展迅速，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数量还是偏少。截至目前，我国人口超过14亿，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过90万家，而美国3亿多人口，其各类社会组织有160多万家。美国有各类基金会十几万家，而我国连1万家都还不到。

邓国胜建议，应该从当前“重登记、轻监管”的预防性模式转变为“轻登记、重监管”的追惩性模式。“这样能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创立，发挥它们的社会功能。同时，登记后就意味着纳入了监管视野，通过多元化的监管手段，包括信息披露、第三方评估、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等手段，引导它们健康发展。”

而且由于外籍劳工将赚到的钱寄回国内，导致海湾国家的外汇大量流失。在油价低迷的年代，为减轻外汇流失带来的影响，雇主们会想方设法克扣外籍劳工的工钱。

卡塔尔2010年后开启的基建项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上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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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卡塔尔的外籍劳工们来说，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剥削压迫，他们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

首先困住他们的，是一个叫卡法拉（kafala）的制度。

根据这一海湾国家实行数十年的制度，外籍劳工居留或就业须取得本国“担保方”（一般是个人或企业雇主）的许可，且未经“担保方”同意，外籍劳工不得离职、换工作或离境。

简直就是现代版“包身工”。

外籍劳工们不是没反抗过。他们进行过游行示威，甚至联合罢工；所在国政府也发出过外交照会，在国际层面上施加压力。

只是这些努力效果有限。

对外籍劳工们来说，反抗的后果可能是丢工作，但他们很难承担这一代价。他们通常只身一人出国打工，挣到钱后除了寄回国内抚养家人，还要偿还数额不小的中介费。

他们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多美元，然而也比留在老家找不到工作，或者干一份工资更低的工作要强。

就以印度为例吧，该国大部分地区日均工资仅有5美元。

想想上世纪大量中国人去国外端盘子、打黑工的经历，应该都能明白卡塔尔外籍劳工们的艰难处境。

对外籍劳工所在国政府来说，把这些劳工送出去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保障了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他们也太大动力去施加真正的压力。

上述《卫报》的文章中就提到，对于本国劳工的具体死亡情况，政府连谈都不愿意多谈，更别说去展开详细调查了。

当然了，在国际社会和劳工组织的施压下，卡塔尔也做出了一些姿态，表示将加大对外籍劳工权益的保护力度。

卡塔尔政府去年8月底宣布，即日起，在卡务工的外籍劳工可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自主决定换工作，而无需取得现任雇主的同意；卡塔尔未来还将推行最低月工资标准制度1000卡塔尔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775元），并要求雇主为外籍劳工提供食宿或相应补贴。

这是一种进步，只是那6500多人无法享受到了。

不知道明年冬季的卡塔尔，当身价数十亿的球星们在球场上奔跑时，会不会想到那些殒命的劳工们。" target="_blank">

于是他们把目标指向了外籍劳工。

截至2020年4月，卡塔尔的常住人口约280万，其中85%为外籍人口，主要来自南亚、东南亚和北非地区。

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外籍劳工，其实最早大多来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其它阿拉伯国家，比如埃及、约旦、巴勒斯坦等。

只是阿拉伯劳工不是很安分，人一多了就喜欢追求民主平等，要求获得跟当地人同等的权益，有的还甚至试图推翻君主制。

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南亚国家劳工就不一样了，薪资预期只有阿拉伯劳工的40%，同为穆斯林融入也快，又听话不惹事只干活。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海湾国家的南亚劳工超过了阿拉伯劳工，在外籍劳工中的占比在70%以上，仅卡塔尔就有近70万印度劳工。

外籍劳工的生存环境很恶劣，经常要在40多度的高温下工作，集体宿舍的条件也是相当差。（主要是南亚和东南亚劳工，阿拉伯劳工地位相对较高）

而且由于外籍劳工将赚到的钱寄回国内，导致海湾国家的外汇大量流失。在油价低迷的年代，为减轻外汇流失带来的影响，雇主们会想方设法克扣外籍劳工的工钱。

卡塔尔2010年后开启的基建项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上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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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卡塔尔的外籍劳工们来说，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剥削压迫，他们并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

首先困住他们的，是一个叫卡法拉（kafala）的制度。

根据这一海湾国家实行数十年的制度，外籍劳工居留或就业须取得本国“担保方”（一般是个人或企业雇主）的许可，且未经“担保方”同意，外籍劳工不得离职、换工作或离境。

简直就是现代版“包身工”。

外籍劳工们不是没反抗过。他们进行过游行示威，甚至联合罢工；所在国政府也发出过外交照会，在国际层面上施加压力。

只是这些努力效果有限。

对外籍劳工们来说，反抗的后果可能是丢工作，但他们很难承担这一代价。他们通常只身一人出国打工，挣到钱后除了寄回国内抚养家人，还要偿还数额不小的中介费。

他们拼命干活一天只能挣十多美元，然而也比留在老家找不到工作，或者干一份工资更低的工作要强。

就以印度为例吧，该国大部分地区日均工资仅有5美元。

想想上世纪大量中国人去国外端盘子、打黑工的经历，应该都能明白卡塔尔外籍劳工们的艰难处境。

对外籍劳工所在国政府来说，把这些劳工送出去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保障了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他们也太大动力去施加真正的压力。

上述《卫报》的文章中就提到，对于本国劳工的具体死亡情况，政府连谈都不愿意多谈，更别说去展开详细调查了。

当然了，在国际社会和劳工组织的施压下，卡塔尔也做出了一些姿态，表示将加大对外籍劳工权益的保护力度。

卡塔尔政府去年8月底宣布，即日起，在卡务工的外籍劳工可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自主决定换工作，而无需取得现任雇主的同意；卡塔尔未来还将推行最低月工资标准制度1000卡塔尔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775元），并要求雇主为外籍劳工提供食宿或相应补贴。

这是一种进步，只是那6500多人无法享受到了。